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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20年代,苏联苏维埃政府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为支持庞大的建设资金,苏维埃当局决定秘密出售国家博物馆的藏品。起初选择了博物馆中普通的西方画家的作品,并在人民委员会的领导下,成立了专门的“苏维埃博物馆藏品管理委员会”(简称“博物馆委员会”),设立了专门的仓库存放待出售的藏品。
1928年2月,冬宫博物馆和俄罗斯国立博物馆列出了出售藏品的清单。其中冬宫博物馆列出250件油画以待出售,每件不低于5000卢布(当时卢布兑美元的比例是1:1),同时还有版画和斯基泰时期的金器,预售款约200万卢布。
1929年1月1日到6月7日,“博物馆委员会”陆续从冬宫博物馆取走了1221件藏品,其中包括油画和工艺美术品,1929年6月在柏林和伦敦拍卖。
冬宫博物馆原副馆长比特洛夫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从此,决定这些藏品命运的竟成为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而真正需要研究它的人只能在文献记载中寻找答案。
为扫清出售藏品的障碍,不受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干扰,冬宫博物馆馆长的职位频频轮换,1930年2月1日任命奥巴列斯基为冬宫博物馆馆长,9月底又换成列格拉恩。
冬宫博物馆最先出售的藏品是西欧早期油画,第一个购买冬宫博物馆藏品的人是英国人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古尔班基安将收购到的大部分艺术品收藏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以他本人名字命名的博物馆里。他一共得到51件冬宫博物馆的藏品,仅为此支付了278900英镑。
与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的交易并没有取得完美的结果,博物馆委员会试图另寻新的买家,以期得到更多的收入。委员会曾委托一名年轻的德国艺术品经销商弗朗西斯·麦提森作为中间人进行藏品买卖。同时,卡洛斯提·古尔班基安也请麦提森做代理人购买冬宫博物馆的藏品。代理人促成了伊拉克石油公司与伦敦卡尔纳菲公司和纽约科尔德勒画廊的合作。从1930至1931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共购买了21件冬宫藏品,之后转售给美国人安德鲁·威廉·梅隆。科尔德勒画廊的工作人员曾说:“梅隆所收藏的是冬宫博物馆的精华,这是当时最不可思议的事情。”
截至1931年,梅隆共花掉665.4万美元来购买冬宫藏品。1937年,梅隆在去世之前,将全部藏品通过美国杜鲁门总统无偿捐献给了国家——它们构成了当今华盛顿国家画廊的核心收藏。
1932年,当时的博物馆副馆长雅希法·奥尔别林写信给斯大林,反对冬宫博物馆出售其收藏的萨珊王朝银器。
斯大林回复了雅希法·奥尔别林的信,指出不再干扰冬宫东方部的藏品。之后,博物馆委员会在选择出售西方油画作品时,就开始不断受到冬宫博物馆的公开阻挠,为博物馆拯救了不少绘画作品。
1933年,冬宫博物馆西方部副主任利拉瓦亚又写信给斯大林,提出了慎重出售欧洲绘画作品的请求。随后,斯大林委派斯切岑科夫了解情况,斯切岑科夫意识到了博物馆藏品面临的危险,并撰写了一份决议草案,苏维埃中央政治局为此召开会议并形成决议:禁止出售冬宫或其他博物馆的藏品。该决议彻底终止了出售冬宫博物馆藏品的计划,挽救了冬宫和其他博物馆的众多藏品。这一天是1933年11月15日。
苏联解体之后,有关出售冬宫藏品的拍卖资料及当时情况也随着秘密档案的解密而公之于众。据档案记载,在1929年4月4日的柏林艺术品拍卖会上,售出伦勃朗的《老人头像》13.8万马克;朱尔斯·凡·克莱夫的《老人肖像》10万马克;小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男子肖像》2.85万马克;提香的《圣哲罗姆像》2.6万马克;提香的《圣母子》2.5万马克。另外还有24件法国18世纪宫廷银器,这是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时期定制的。还有16世纪巴黎的手工艺家具,共售得5.415万英镑。1930年6月至10月的伦敦拍卖会上又售出347枚金币和17枚铂金币、古代护甲和头盔、全套的德国16世纪骑士装备、150幅版画、全套的巴黎宫廷瓷质餐具等。
特别是梅隆,在他介入冬宫藏品买卖后,1931年,他将拉斐尔的《阿里巴圣母》和《圣乔治刺龙》、提香的《镜前的维纳斯》以及波提切利的《朝拜的术士》共21件冬宫藏品收入个人府邸,这些全是冬宫博物馆藏品中的精华。当梅隆回到美国时,有记者问他购买这些藏品的开销是否会有损于家族财富的积累时,他兴奋地说:“请放心,这笔开销好比过万圣节商店打折时省下的那一点钱而已。”然而时过境迁,2004年,俄罗斯冬宫博物馆以官方名义将拉斐尔的《阿里巴圣母》借回来展出,此时这幅画的保价已高达10亿美元,是原先出售价的近900倍!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使俄罗斯的国家艺术珍藏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遭到了最严重的流失。
选自《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