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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主力军，西北高原胜利会合了!
欢呼三个方面军，百战百胜的英勇弟兄!……”
1936年10月，在《会师歌》的洪亮歌声中，早已到达陕甘宁的红一方面军迎接到了长征北上的红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长征中，各路红军曾经历过七次大的会师，三军大会师是最隆重也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至此，过去分散在各个根据地的主力红军终于在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基本力量完全聚集在西北。
会师地点曾有改变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同张国焘发生了激烈争执，其焦点便是北上还是南下，是到陕甘落脚还是退往西南建立所谓“川康新局面”。
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率红四方面军全部及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九军团改称红三十二军)南下后，在川西无法立足，到荒凉的藏民区也难以长久维持供应，部队由8万人减少至4万人。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率仅剩的7000余人进入陕北，会合了当地的红军，通过东征、西征扩大了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3万人。全国抗日形势的高涨也需要红军主力尽快集中到北方以接近抗战前线，局促西南一隅只能是死路一务。在这种形势下，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纷纷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更是坚决主张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张国焘只得表示同意。
1936年7月，红一方面军得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将西北野战军主力集结于宁夏豫旺地区休整以准备迎接。休整期间，彭德怀司令员向西北野战军特别强调了民族政策，还特别注意对前来拦截的东北军进行宣传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均有意避战，从而方便7红军的会师。
9月间，红二、四方面军通过草地进入了甘肃境内。此时，蒋介石调精锐的胡宗南部为主力前来拦截，红二方面军原定落脚甘南的计划难以实现，三个方面军便分路向陇东地区挺进。此时中央确定了“静宁会师”计划。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中共中央在讨论时曾有一个带有寓意的说法。毛泽东回顾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说：“上次和张国焘会合选了个两河口，结果分道扬镳了，这次再不能重蹈覆辙了。”周恩来则针对陇东的会宁县这一地点作出说明：“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古代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他还认为，主力在会宁会师即占领了交通枢纽，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毛泽东随即称赞会师地点的名字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周恩来任“欢迎大使”陈赓负责接待 张国焘满面尴尬
在三大主力会师前，中共中央通过同南京政府的秘密商谈接洽，已决定派周恩来前往香港或南京同蒋介石谈判，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而，此时解决了“两广事变”的蒋介石气焰嚣张，提出的谈判条件极为苛刻，不肯谈合作，而只讲“收编”红军。中共中央认为，此时周恩来不能出去，必须以作战求和平。周恩来随即受中央委派从陕北的保安西进，作为迎接红二、四方面军的“欢迎大使”，协调三个方面军一致行动。
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的第七十三师会合。接着，红一方面军的第一师师长陈赓赶到，担负起接待任务。他过去在鄂豫皖当过师长，同红四方面军的多数高级干部都很熟悉，被认为是最合适的人选。见面后，指挥红四方面军北上的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等致电毛泽东，兴奋地说：“在会宁我们已经与红一师的战士们携手见面了。他们英勇杀敌的气概、和蔼可亲的态度，使我们景仰钦佩。”
10月9日，朱德和张国焘率领红军总部到达会宁，同周恩来在路上相遇，随红四方面军南下而分别了一年多的朱德终于见到了老战友们。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周恩来同他握手言欢，绝口不提分裂的那一段不愉快的往事。然而南下碰壁的无情事实毕竟无法回避，面对一年前被他指责为“北上逃跑”的“毛、周、张、博”，张国焘自然满面尴尬。
10月下旬，任弼时、贺龙也率从甘南敌军包围圈中奋力冲杀出来的红二方面军到达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时总数达6万多人，若加上留在陕甘苏区的地方部队和机关则有8万人，为远道而来的红二、四方面军解决冬衣一时成了大难题。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人便利用关系，组织人买下商旅准备运往新疆的棉花布匹及当地部分皮货，解决了严寒来临前全军的燃眉之急。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的军委主席团。此时毛泽东还远在陕北，张国焘在干部中已威望扫地，周恩来使出面统一协调三个方面军的作战，彭德怀以前敌总指挥身份到第一线具体指挥。
坚持走完长征的人都能入党
会宁和将台堡会师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的标志，中共中央决定，在“猛烈扩大红军”的同时也要迅速发展党员。为此，原来的共青团员全部转党，暂时结束共青团而建立“抗日民族解放队”之类群众性团体，以团结更多的青年。
万里长征是对每个指战员最好的考验，在征途中，总是由党员骨干冲锋在前。据概略统计，虽然党员在部队中的比例只占三分之一，牺牲比例却在一半以上。当时受“左”的错误影响，有些队伍中对同志有怀疑，并歧视知识分子和“成分不好”的人。一些人受了冤屈，却依然坚定地随队行军。长征成为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动摇和投机分子根本坚持不下来，这种严峻环境的考验也为发展党员创造了特殊条件。
毛泽东到达陕北同红十五军团长徐海东会面后不久，知道他们那里有一支200余人的特殊队伍，由过去在鄂豫皖“肃反”时怀疑有问题的人组成，其党籍都被开除。
毛泽东询问这些人的问题为什么不早点解决，回答是有的人“成分不好”；有的人的历史问题找不到证明人，查不清。毛泽东马上说，这些同志经过长征不跑，就是最好的证明。徐海东得到这个回答，马上兴奋地跑去向这些同志宣布，恢复每个人的党籍，并重新安排工作。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叶，毛泽东、周恩来便提出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均可入党，而且“凡属经过长征的分子，一律免除候补期”。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这一政策扩大到各个方面军。当时有人打电话请示周恩来，询问有的人“与张国焘的政治路线说不清楚”怎么办。周恩来马上回答说：“这些战士能够坚持走到陕北，这就是一个明证，这就说明他们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他们完全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对张国焘的问题，中央已经确定在适当时机进行清算，但他的错误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不要扩大到部队，更不能影响到战士。”
选自《法制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