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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国内抗日救亡运动浪潮的冲击和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倾轧，蒋介石感到自己的统治岌岌可危。但他当时所苦思焦虑的，并不是怎样去抗日，而是怎样更严密地加强其统治机器，进一步巩固他的独裁地位。
11月初的一天，蒋介石召集贺衷寒、康泽、桂永清、萧赞誉、周复、滕杰等黄埔学生开会，他叹中杂骂、骂中杂叹地说：“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现在时局艰难，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
蒋介石的独角戏唱罢，会也就没头没脑地散了。不过听“训”的人都明白蒋的脾性，他这样把人一骂，就等于留下一个题目，叫你去做文章。
贺衷寒好以领袖自居，第二天便把这几个人召到家里交谈。他们都知道蒋介石有一个特点。就是某些重大问题并不直接命令属下照直去办，而是用严厉的骂或训的方式，让属下揣度他的心理，想出办法来迎合他的意思。这次怕也是这样吧。
素以阐发和注疏“蒋介石教艾”第一人自命的贺衷寒。这次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其他人也无高见。
不久，蒋介石又召集这些人去开会，又把上次讲过的话，原样重复一遍，没有增加什么，也没有减少什么，照旧是他讲完了就散会。贺衷寒又把这些人约到他家里再谈。这次总算谈出来点眉目。就是大家都认为“要组织起来”。三四天之后，蒋介石第三次叫这些人去开会，讲的还是前两次的那些话。但是讲着讲着，他一跃而起，气冲冲地叫道：“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
这时贺衷寒忽地站起，痛哭流涕地响应道：“时局虽然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团结。还是有办法的。”
蒋介石一面骂，一面顺水推舟地再往下逼，并露出自己的一点点意图：“你们怎样能团结得起来?今天团结，明天就要闹意见，好吧，你们试试也可以，我想，我们要有像苏联的那种格柏乌(也译作格鲁乌，即情报总局)的组织就好了。我们今天的力量是够的。”
蒋介石的语调终于变得平静了。他本想透露他那隐藏在内心的思想，但最后只说了句：“你们慢慢去研究吧。”
于是，贺家的第三次座谈开始了，研究怎样组织起来。人们七嘴八舌谈论着用什么名称、什么政治纲领、什么组织原则，最后还是莫衷一是。以后又连续开过几次会，还是没有结果。不久(1931年12月初)，蒋介石在国内形势的逼迫之下。离开了“主席”的宝座宣布下野了。
蒋介石下野后，秘密组织的筹建工作仍在进行。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等5人负责筹备。第二天又召开了筹备会，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由康泽起草纪律条例。1932年2月复职后的蒋介石回到南京，把那些“不中用”的学生再次召集起来。
贺衷寒把起草的章程递上去。蒋介石迅速扫视了一遍：
本社以团结忠勇爱国的青年复兴中华民族为宗旨·
本社以蒋中正先生为社长。
凡“中华民国”之青年，年满16岁以上，经社员两人之介绍，小组通过，社长批准，举行入社宣誓后，得为本社社员。誓词为：余誓以至诚遵守本社社章，服从社长命令，保守本社秘密。如违誓言。愿受极刑，谨慎。
关于新组织的纪律和名称，待各自发表意见而定。
结果，蒋介石说：“我看还是用复兴社的名义好。”
1932年3月，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召集所有经他批准参加“复兴社”的人开成立大会，按“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自然毋庸选举。此外，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9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滕杰5人为常务干事。并以滕为书记。
选自《蒋介石的处世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