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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他的收藏不但涉猎很广，而且造诣很深。
鲁迅是个藏书家。早在日本求学时，就喜欢逛神田町旧书店和银座丸善书屋，买回了大量古旧书籍，这对他以后走上文学道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1911年，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搜集古旧图书的兴趣更浓了，许多书商常抱着书去找他求售。
1912年，鲁迅应蔡元培的邀请，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随政府迁往北京，住在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的琉璃厂附近。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鲁迅十分苦闷彷徨，旧教育部的衙门生活，又使他感到厌倦，于是他经常到琉璃厂大量搜集古旧书籍，从事中国古籍的考证、纂辑和校勘工作。
这一时期，鲁迅在琉璃厂的活动十分频繁，几乎一天去一次，在居住北京的15年间，总共去了几百次。当时，他的月薪是200多元，除了赡养母亲之外，还要负担弟弟周作人的生活费用，但由于酷爱书籍，他每月都要用十分之一的薪金去买书。在1912年12月31日的日记中，鲁迅写道：“京师视古籍为古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悦。”
由于经常游逛琉璃厂，鲁迅养成了一些习惯。先到青云阁饮茗，后至升平园洗澡，然后来到宁静的琉璃厂，徜徉在旧书屋里，仔细搜集古旧书籍。每有收获，总是如获至宝，喜出望外。有一次，鲁迅无意中发现一本《太平广记》残本，急忙付款购买，一连兴奋许多天。
除了琉璃厂，鲁迅还爱上了宣武门口的小市。清朝以来，北京外城出现了拍卖桌椅、文物、旧书之类的地摊，即小市。鲁迅从琉璃厂出来以后，总是要专门绕到小市，带着浓厚的兴趣到处走走看看，翻翻找找，以求有所发现，在日记中，他时常记下“午后之小市”，“往小市，因风无一地摊，遂归”，“晚绕小市归”的词句。
如果有夜市，鲁迅也是常客；至于岁首一年一度的庙会，鲁迅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些古书如有破残，他便委托琉璃厂本立堂予以修缮。如修缮不好，就退回去重新装订。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一次收到本立堂旧书店伙计送来的委托装订的旧书多达100册。他自己还买了一把锥子，经常在夜间亲自修整。
鲁迅还是个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每次路过古玩铺，都要进去赏玩一番，时常买下一些瓷器、箭镞、石章、铜像文物。在小市地摊上，他曾高兴地买到一些古钱、瓷印泥盒、笔盂。有一段时间，他专门从文斋、李竹泉等古玩铺购买古钱，并且仔细研究钱币上的文字。他还喜欢买松筠阁的俑像。为了通过俑像研究我国古代的社会生活，又特地从日本丸善书屋买来《支那偶考》一书进行参考，涉猎很深，入痴入迷。
鲁迅也喜欢收藏铜镜。他在1915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午后往厂甸买十二辰竟（镜）一枚，有铭，鼻损，价银二元。又唐端午竟（镜）一枚，一元。”同年3月1日的日记中又记载：“夜季自求来，赠鼯鼠蒲桃镜一枚，叶上有小圈，内楷书一‘马’字，言得之地摊。”1918年5月25日又记：“午后往留黎（琉璃）厂买未央东阁拓本一枚，卷一元。又买青羊竟（镜）一枚。日有熹竟（镜）一枚。合价十一元。”
因为时常收藏文物，鲁迅具备了很高的文物鉴别能力。1924年7月，鲁迅应邀到西安讲学，返回时路过郑州，游逛了几家古玩铺，他当时就判断：“所列大抵赝品。”
鲁迅在北京的时候，搜集了大量的画像拓本，甚至连清朝官僚端方珍藏的碑帖也搜集到手。有人多次恳请他割爱，鲁迅始终不肯。当时教育部不能按月发薪，鲁迅靠到大学讲课补助收入，甚至要向友人借钱度日，但也依然没有停止购买碑帖造像。
鲁迅利用收集来的材料，编辑了《俟堂砖文杂集》，里面收有汉魏、六朝古砖拓本173件。这些拓本是周作人霸占了他大量碑帖拓本之后剩下的，由此可见鲁迅的收藏量很大。此外，鲁迅还编辑了《六朝造像目录》《六朝墓志目录》《汉画集》。在前几年发现的鲁迅手稿中，还发现鲁迅写了大量的关于古代墓志、碑文的考证文章。
直到晚年，鲁迅关于古代石刻艺术的研究一直都没中断。他多次付款给台静农、王冶秋，委托他们代为搜集南阳石刻画像拓本，并拟选印出版。1926年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应校方的要求，鲁迅还举办了一次拓片展览，得到强烈反响和好评。
鲁迅十分喜欢清秘阁和荣宝斋的笔和纸，尤其喜欢琉璃厂的彩色套印信—信笺，这是他以后研究笺谱的起源。这种特殊喜爱除了幼年时就喜欢美术的原因外，还和当时的著名画家、篆刻家陈师曾有关。陈是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同学，又同去日本留学，同在教育部任职，往来十分密切。鲁迅曾送给陈一些碑帖；陈为鲁迅作画，并刻制“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两方图章及一枚“周”字小铜印送给鲁迅。
当时，同古堂墨合铺主人张樾臣请陈师曾为墨盒、铜尺作画，由张镌刻成美观的艺术品出售。鲁迅看见后，非常欣赏，多次前往购买墨盒、铜尺。后来，陈师曾又为琉璃厂的南纸店作画，由刻工镌刻套印成信笺。这种画寥寥几笔，粗犷有力，笔简意饶，印成的信笺十分美丽多彩，立刻打动了鲁迅的心，买了许多收藏起来。后来齐白石、吴待秋等名画家都用这种方法印笺纸，鲁迅更是每逢必买，既实用又可欣赏，由于关系日洽，鲁迅和张樾臣的往来也多了起来，并托张刻了两方印。
1933年，鲁迅的处境极为困难，被国民党特务列为暗杀“黑名单”，只好藏匿于友人家中。尽管这样，他仍分外怀念琉璃厂濒于灭亡的笺谱。他认为，木刻艺术的鼻祖在中国，而信笺在中国古时就有，属木刻画。事实确是如此。16世纪，中国已有了彩色木刻套印的信笺，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就出现了《十竹斋笺谱》那样优美的笺谱。而琉璃厂的信笺历经200多年，是当时中国信笺印得最多、最好的地方。20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军阀混战，日军入侵，琉璃厂大部分店铺的生意一落千丈，生存困难，笺谱面临危境，引起鲁迅的焦急不安。
1934年，鲁迅在致日本友人的信中也提起渴望抢救笺谱的心情：“自陈寅恪、齐璜（白石）之后，笺谱已经衰落，雕工、印工现在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怜的境遇中，这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
为了挽救这一濒临灭亡的艺术，鲁迅向郑振铎提出合编《北平笺谱》的请求，委托郑在北平收集，然后一包包地寄给鲁迅。最后，鲁迅在500多种中选定330幅，由各纸店拿出所藏制版套印，然后装订成书。鲁迅从选笺、选纸、印刷、设计、装订到选用颜色都不遗余力，亲自经手过问。为了恢复宋、明以来木刻书籍刊载刻工姓名的传统，鲁迅委托郑振铎辗转访寻刻者姓名，使一批具有高超技艺而不被重视的刻工不至于逐渐湮没。
《北平笺谱》于1933年9月第一次印行了100部，鲁迅要了20部寄给纽约、巴黎、日本图书馆及国外友人。又要了20部在内山书店销售，不到一星期就卖完。后来又加印了100多部。1934年，鲁迅又和郑振铎合资委托荣宝斋刻印了《十竹斋笺谱》。对这种笺谱，鲁迅十分称赞：“我虽见过原本，但看翻刻，成绩的确不坏，清代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怕也未必有此刻工和印手。”
复活了一部明代的艺术品，确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遗憾的是，《十竹斋笺谱》尚未出完，鲁迅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后至1958年，荣宝斋为了纪念鲁迅和郑振铎，复印了《北平笺谱》，并请鲁迅夫人许广平作了序。
选自《文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