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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渡乌江
中央红军由江西出发，在国民党重兵的前堵后追下，来到湘江之畔。红军在这里血战一星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由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革命已至生死关头，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全军就有覆灭的危险。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决定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红军连克黔东南诸县，进抵乌江南岸。
乌江素以天险著称，为遵义的天然屏障。江面宽约二百五十米，深不可测。水流湍急，水温仅有十摄氏度。两岸尽是陡峭的山壁。红一军团二师担任强渡乌江的任务，1935年元旦那天，二师四团团长耿飚化装到江边侦察，发现江对岸敌人密布岗哨，工事坚固。这么宽的江面，如没有渡河工具，那是插翅难飞。二师立即赶制竹筏，同时挑选出习于水性的十八人，派他们游泳过江，以扰乱敌人的警戒，掩护后续部队强渡。
第二天九时左右，十八人中的八个勇士，每人各备驳壳枪一支，奋然跃入江中，带着架设悬桥的绳索，向对岸游去。江宽水急，人虽游至对岸，可绳索怎么也拉不过江。只得以竹筏强渡，竹筏至中流时被敌击沉，强渡无功而返。当夜，又组织第二次强渡，将单层竹筏改为双层竹筏。四只竹筏同时强渡，三只被江流阻回岸边。三连连长毛正华的第二筏划至江中后也没有了消息。偷渡仍然无效。
第二天，强渡继续进行，当竹筏划至中流，只见从敌人工事下的石崖里，跳出几个人出来，向着敌人一阵猛烈扫射，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落荒而逃，我们竹筏这才顺利地登了岸。这些接应的人是谁呢？
“毛连长于二日晚偷渡时，率战斗员四人登第二筏，这个竹筏不知怎样竟然靠了彼岸。在他们登了岸后，总是望着后续再渡，却都不见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毛连长只得等着机会来动作了……五个英雄战士就大家围在一堆，在这江水浩浩，冷水袭袭的乌江边石崖下过了一夜。”“第一批强渡的十几个战士与毛连长等会合了。在占领了敌军士哨抵抗线后，继续向敌人排哨佯攻，连接几阵手榴弹后，在轻机枪掩护下，刺刀用上去了。敌人排哨抵抗线夺取了，一个排死伤过半，往上坍去。”“天险的乌江，就这样被突破—首先过去的，只有二十二个红色英雄。”（刘亚楼：《渡乌江》）
雪山冰淇淋
夹金山是四川境内最高最大的雪山，终日云雾缭绕，积雪不化。虽是夏天，一身单衣的战士又多是江南人，从未经历过如此严冷的天气。最初想到以酒御寒，可哪来这么多的酒？实在没有办法，只得每人分配两个辣椒，在上山时食用。刚上山时，辣椒多少有些效用。可是，越往山上走，空气越稀薄，辣椒也不管用了。体弱的人冻的牙齿直打颤，有的甚至晕倒，如一军团团长林彪和红军司令部侦察科科长胡底等。
下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达维会师。接着，红军又翻越了两座雪山。有了翻越夹金山的经验，战士们变得从容多了。上山之前，部队也进行了医护教育，如提醒多穿衣服，饱吃食物，尽量轻装，自带急救包等，并要求每个人上山时不得中途休息和睡眠。
“……我们的呼吸短促起来，脚步也不知不觉地缓下去，
我们踱上山顶，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好多同志，已坐在那里谈天，我们也靠近坐下。
我们周围的雪，洁白的十分可爱，令人回忆到‘踏雪寻梅’的古典，而兴叹—白雪真可爱，梅花何处寻！？同时又加添了人类‘盛夏赏雪’的乐趣……肖劲光同志提议吃冰淇淋，全体赞成。陈赓、宋任穷、毕士梯、莫文骅、郭化若、陈明、何迪宙、冯雪峰、李一氓、罗贵波和我们十几个人，都持着漱口杯，争向雪堆下层挖。
‘谁有糖精，拿出公开。’李一氓同志说。毕士梯同志的胃药瓶子，郭化若同志的清道丸瓶子，肖劲光同志的小纸包都一起出现了……大家赞美今天的冰淇淋，引起了上干队（由红军大学改编的上级干部队的简称）好多学生也向雪中冲锋。
‘我这杯冰淇淋，比南京冠生园的还美。’我说。
‘喂！我的更美，是安乐园的呢！’陈赓同志说。
‘安乐园给你多少宣传费？’我给陈赓同志一棒。
‘冠生园的广告费，一年也花得不少！’陈赓同志暗中回一枪。
‘你们如在上海争论，我愿做评判员，这里找不到事实的证明，结论不好做，这个结论留给住在上海、香港的朋友做吧！’毕士梯同志这样结束了我们的争论。”（周士弟：《吃冰淇淋》）
草地死亡界
翻过蜿蜒起伏的雪山，便又面临浩渺无际的草地。看似一马平川的绿茵茵草地，你千万不可麻痹大意。它的凶险并不亚于雪山高原，一投足一迈步都意味着生死攸关。草地常常是阴雨绵绵，每人手中既要拄着木棍又要顶着油布，头上尚可聊遮雨水，可草地的水就没有办法阻止，它漫过脚背，浸至大腿，使你每迈一步，都要使尽浑身的力气。更可怕的是，草地上飞着的蚊子，赶也赶不走，缠绕着你追逐着你，非叮得你满身疱不可，因蚊虫叮咬而得黑疟疾的病人，每天都在增加，因此而减员竟多至五百余人。
“地下又是多年腐枝烂叶，透出恶心腐臭。现在这里绝难找出半尺直径的成丛的树。只有灌木几根列在小河两侧。此外只有草和水。地面是那样坦平，水自然无法奔向小河去，便停蓄在草里和土里。土质是例外松软，一插足陷半尺深，有时简直是无底的深潭，人马一陷下，愈挣扎愈往下沉，没有别人的拖拽，永也莫想爬出来。这样的泥潭不一定在低洼处，表面也没有特别异样，一切的地面都是被尺余或数尺高的草与水遮覆着，辨别是比较困难的，开始有很多人吃过这种苦头，特别是那些抢先的人。后来谁也不敢粗心大意，都只敢循着人马行过的脚迹前进，就这样每步也得慎重的举起来，谨慎的踏下去，因为稍一不慎，也可能一足埋在泥水里一两尺，费点劲才能拔出来。
……再行十余里走完干燥地，小河出现了，虽宽只五六丈但深在三尺以上，水似箭镞一样的奔流，冷的几乎要把人的肌肤咬去……力壮的就一个人闯过去，体弱的上十个牵成一群，中流可免被冲倒……我感谢一匹孱弱疲瘦的老马将我负过了河。因为还有很多年轻或者体弱的停止也过不来，这匹老马还得放过去。为着等马，自然我更有留在河边帮助指挥的责任。在河边停留约一小时，前后眼见着三个同志中流被冲倒，浮沉一两下便丧了性命。已经过来的，在我面前即有两人已经僵硬了。如果能够烧起几堆火，这些同志都可以得救的，但水草茫茫，何处有一根柴枝呢？！
……突然一个在水泥中挣扎的同志出现了，他全身佝偻着，上下身都涂了泥水，一杆汉阳造已涂的像一根泥棍，但还握在手中。我起始疑他是跌倒了，想扶他起来，拉起后，他踉跄的移了两步，一放手他便面团子一样蹲缩下去了。但汉阳造还紧握着，还是挣扎着想爬。我知道他已经没有希望了……”（莫休：《松潘的西北》）
草地之险，如徐向前晚年所忆：“一方面军一直长途跋涉，体力消耗太大，实在禁不住恶劣环境的折腾，过草地减员尤多。但一方面军究竟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阿坝自治州党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红军三大主力在过雪山草地时，非战斗减员在万人以上。张闻天夫人刘英也曾感叹，走过七天草地，使她“觉得是从死亡世界回到了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