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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金石文字的业内人士有一句习语：“长铭铜器一件，可抵《尚书》一篇。”足见青铜器铭文对研究古史的重要意义，尤其是百字以上的长篇铭文，史料价值更弥足珍贵。迄今为止，发现的拥有铭文字数最多的青铜器就是举世闻名的毛公鼎。毛公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通高53.8厘米，口径47.9厘米，重34.7千克。口沿下饰一周重环纹，腹部饰一周弦纹。立耳高大，腹底呈半球形，兽蹄形足。整体造型端正素雅，敦厚庄重，鼎身纹饰简练，一改商周时期青铜器繁缛瑰丽的风格。最令人叹服的是，腹内铸有铭文32行499字，其篇幅堪称青铜器之最。
西周晚期，政局动荡，厉王无道，引发了“国人暴动”，厉王被逐。宣王继位后，吸取先君丧权失国的教训，整顿朝政，革除弊疾，励精图治，使衰败的王朝重新恢复了生机，颇有一番中兴的气象，这就是毛公鼎铭文内容的历史背景。铭文开篇以周天子的口吻追述先祖文王、武王开国时期的清平景象，接着谈到当今并不安宁的国家政治形势。为此，宣王对宿臣毛公厝委以重任，命他执掌朝纲，兼管内廷，并且着重强调未经毛公同意的王命，毛公可以告知臣属不予执行。宣王准许毛公决断专权，独揽政柄，勉励他忠心辅佐天子，一定要恪尽职守，切勿以权谋私、中饱私囊，并赏赐毛公香酒、车马、仪仗、华服等贵重礼器、礼物，毛公为感激天子之恩，铸此宝鼎。铭文层次清晰、文辞优美，相当于一份完整的“册命”，堪比《尚书》中的一篇“周诰”，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就是这样一件国之鸿宝，自问世以来历经坎坷。1851年，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农民董春生在耕地翻土时，无意中掘得一件青铜鼎，这就是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多年的惊世之宝——毛公鼎。宝鼎被掘出不久，附近的古董商就闻讯前来，以白银300两的价格买下，但将古鼎运出村时，遭到同村村民董治官的阻挠。原来董治官见此宝沽价不菲，便想从中分一杯羹，他声称，宝物出自两家地界，所得收入也应一家一半。面对董治官的敲诈，古董商恼羞成怒，贿赂了岐山县县令，将董治官抓获问罪。罪名甚为有趣：其一为私藏国宝；其二，草民取名“治官”，有犯上作乱之嫌。就这样，毛公鼎在知县的护送下转给了古董商。1852年毛公鼎辗转落入陕西古董商苏亿年之手，他将宝鼎运到北京，被翰林院编修、著名的金石学家、大收藏家陈介祺以3年俸银1000两白银购得。
毛公鼎在陈介祺手中密藏了30年，从不示人。他首先对毛公鼎进行释文考证，并制作拓片高价出售。陈介祺病故后，陈家后代也讳莫如深，隐藏宝鼎20年。20世纪初，两江总督端方闻知陈家藏有毛公鼎，竟出20000两白银将宝鼎买走。端方死后，端方的女儿嫁给了袁世凯的第五子，端府秉承端方的遗愿，欲将毛公鼎作为陪嫁，不料迷信的袁世凯认为此鼎不祥，竟不愿收此鸿宝。端氏后裔遂将毛公鼎抵押在天津的华俄道胜银行，后来端家家道中落，无力赎回毛公鼎。20世纪20年代，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表示愿协助端家将宝鼎赎出，以较低利息质押于北平大陆银行。1927年，端方生前的“把兄弟”美国人福开森诱骗端方之子将府中所藏的一整套西周青铜禁出卖给他。之后，他又对毛公鼎垂涎三尺，便勾结外国商人，扬言出钱赎出毛公鼎。时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获悉此事，决意与洋人角逐，防止国宝流失海外。叶恭绰联合暨南学堂堂长郑洪年、光绪进士冯恕合股集资买进毛公鼎，粉碎了外国商人的阴谋。
然而，毛公鼎坎坷的命运并未停息。几年后叶恭绰从郑、冯二人手中买回了股权，独自拥有毛公鼎。20世纪30年代，叶恭绰迁居上海，毛公鼎也随之运至上海叶家保存。1937年8月，日本进攻上海，叶恭绰决定去香港避难，临行前秘密将毛公鼎妥善藏好。不料1940年，叶恭绰的一个姨太太为侵占财产，提起诉讼，为赢得官司，居然向日本人透露毛公鼎的所在。日寇三番五次来叶宅搜查，并将前来法院应诉的叶恭绰之侄叶公超逮捕，严刑拷打，逼索国宝。叶公超誓死不屈，守口如瓶，又密嘱家人送来伪造的毛公鼎蒙混过关。1941年，叶公超秘密地将毛公鼎运至香港。不久香港沦陷，叶恭绰又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他仍坚持与日寇作顽强的斗争，不幸身染重病，家中生活窘迫，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抵押给银行。后来上海巨贾陈咏仁愿出资将毛公鼎赎出，并承诺抗战胜利后将毛公鼎捐献给国家。
然而抗战结束后，毛公鼎的下落一度不明。后来辗转到了军统头子戴笠的手中。1946年3月，戴笠死后，其部下将毛公鼎交给了“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一时间，社会上不少官员都想借机谋取宝鼎，时任教育部社教司处长的徐伯璞出于保护民族文物的热忱，两次呈文行政院，上下奔走，终于从“上海敌伪物资管理委员会”手中接走了毛公鼎，运至南京，移交给中央博物院。至此，毛公鼎结束了长达一百余年流传民间的收藏经历，终归国家所有。1948年，毛公鼎跟随一批批国宝重器漂洋过海，被运至台湾。1965年，毛公鼎被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成为镇馆之宝，至今陈列于展厅之内，供世人观赏。
选自《龙门阵》20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