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上世纪50年代,一次政治局开会前,中南海服务组的老同志朝会议桌上边摆烟,一边嘴里介绍:“首长自己都带烟,不抽招待烟,可也有忘了带的时候。主席喜欢抽劲大的,三五牌,少奇喜欢抽中华,不过他平时抽前门,自己也总是带前门烟,中华烟太贵,总抽抽不起。烟摆这里他不会动,他抽自己的前门,可是也要摆。会议要是超过半天,他那包前门抽光了,就得抽中华了,会议常有开一整天散不了的时候……”
中央办公厅干部李维信仔细辨认记住不同牌号的香烟。“高岗坐这儿,记住,他烟瘾最大,放一包不行。就他这里要放一筒香烟,每次一筒。一筒也不准够,抽完了要及时再上。朱老总不抽,总理不抽,陈云也不抽烟……”
李维信悄悄擦汗,老同志却猛地回过头来说:“哎,我给你讲了没有?”
“什么讲了没有?”
“主席是吃茶叶的,如果茶叶吃掉了要赶紧换上新茶。有几位吃茶叶的首长,特别是彭老总吃得厉害,第一杯茶就吃掉,有时冲一次吃一次,你注意别叫杯子空了……”
上完水时,李维信已经出透一身汗。再看勤政殿,已是烟雾腾腾失了火一般。几位吸烟的首长喷云吐雾,抽得都那么凶。
彭德怀不吸烟,喝茶比别的首长快,第一个喝完。并且伸出一根手指探入杯子一拨,茶叶便进了嘴,津津有味地嚼着。李维信马上行动。替彭总换茶上水。彭总朝着他笑,还得意地眨眨眼。
那时,中南海服务组总共只有10人,管着颐年堂,怀仁堂,含和堂,勤政殿、春藕斋、西楼大厅……人手非常紧。勤政殿里的会议,首长们谈些什么,李维信几乎没听见,听见也跟没听见一样,心思全用在服务上也还不够使。老同志不断地给他出些新题目:“少奇同志的前门烟不多了,利用他讲话的机会,你上水服务,设法把咱们的中华烟弄点装到他的前门烟盒里。”
这项服务是很带刺激性和乐趣性的,李维信马上实践。他是怀了一颗雀跃的心“摸上去作案”,虽然手指抖得比平日笨。气也有些不够用,但毕竟还是“作案”成功,又怀了一种莫名的喜悦退下来。
对于高岗是无须“作案”的。他坐下来先不动茶杯,先抓那个中华烟筒,有时不等坐下便抓过烟筒揭盖,随即抽出一支烟,点火吸燃,每次都抽得又凶又狠,像是直接用肺往里吸。一筒中华烟50支,他经常不够吸。因为那时的会议多数是在夜里,一开一夜,高岗的烟不会停。服务员背地里偷偷说,他是“一次火”,每次开会吸烟只划一次火柴。吸燃香烟之后便不会停,一支接一支地续燃下去,烟缸一会儿就冒了尖。
那时不讲什么尼古丁致癌,只讲抽烟多了嗓子和气管容易发炎,几位抽烟凶的中央领导身边常离不开痰盂,不抽烟的坐久了这种烟雾腾腾的环境,气管也就跟着发炎。身边也就免不了要摆痰盂。经医生一再努力,中央领导们开始采取措施,改变会议环境和“生存条件”。
人多的会议搬到了西楼大厅,那里采光和通风条件都好一些,空间也大些。更重要的是开展了“瓜子代烟”的运动。
这场“戒烟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会议桌上不摆烟了,也不摆糖果,因为吃糖不影响吸烟。酋长们常常是嘴里含了糖,又叼上烟,服务组便“赔了夫人又折兵”。何况,糖进了嘴,不知是腻喉还是润喉,那烟反而越抽越凶。
于是,决定摆瓜子。
毛主席喜欢吃黑瓜子(西瓜子),刘少奇喜欢吃葵花子,高岗是不管黑的白的,能吃的就往嘴里放。
毛主席吃瓜子是有一档没一档,不经心地嗑几颗,但是这样嗑一夜,那瓜子皮也就积不少。他是嗑一颗,将瓜子皮摆桌上一颗,摆到香烟盒那么大一片时,就不再扩张面积,而是将皮在原基础朝上叠放。越往上放,越仔细,散会时,一座瓜子皮构成的“宝塔山”便“建”成了,天天夜里开会,天天夜里建一座“宝塔山”。
刘少奇吃瓜子很细心,嗑开后,有时还要看一眼里面的瓜子仁儿,怕嗑出“臭虫”来(人们常把霉变了的瓜子仁儿叫臭虫)。他也很注意卫生,不乱丢瓜子皮,认真放在桌子上,但是葵花子是炒出来的,不像西瓜子有黏性,所以建不成“塔”,只能堆成“蒙古包”,并且时不时要用手归置归置,不让瓜子皮散落开。
高岗又不同,服务员们形容他是“抽烟像逮住鬼子汉奸。又凶又狠;吃瓜子像八路军攻城,又快又猛。”他吸烟不误吃瓜子,吃瓜子不误吸烟,手嘴一道忙碌,像进行一项什么伟大的事业一般。不过,这次“事业”进行得既轰轰烈烈,又很粗糙;烟灰随意掸向周围,瓜子皮让得到处都是。会议进行得越紧张,气氛越热烈,他的动作也跟着越紧张,越热烈,丝丝的吸烟声和劈啪的嗑裂瓜子皮的声音给整个会议增添不少声色;一道烟柱从他嘴里喷出,射上天,冲向前,有时还左右横扫,瓜子皮更是飞舞一片,不时落在其他中央首长的身上,他自己仍毫无感觉,心思显然都在会议讨论的问题上。直到散会,周恩来或李富春惊讶一声:“咦,我身上哪来这么多瓜子皮?”他才恍然道:“怎么,吐你身上了?糟糕呢……”
服务员打扫卫生,最难打扫的仍然是高岗的座位,烟头烟灰和过去一样多,还增加一簸箕瓜子皮。他嗑的瓜子皮,有时一簸箕都装不下,要分两次装。这和高岗正当年富力强,心高气盛,精力充沛,身体强健又生性不掏小节有关。同时,也和体力消耗大而又没夜餐有关。
那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是整夜开会。这个会刚完又开那个会,大会完了开小会,有时是个别谈话,从来不曾吃夜餐。有几次会议开了十几个小时,仍然没吃一口饭。这就难怪年富力强的人要没完没了大嗑瓜子。
李维信在中南海服务到第五个年头,只见首长们吃过两次夜餐。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捞糟,没菜,成菜疙瘩也没一块。另一次是每人一小碗挂面,一两半左右,没肉没菜的清水面。
唯一例外的是朱德总司令。五大书记开会,他常常是开一会儿就回去休息了。毛泽东照顾他年纪大了,不勉强他熬夜。就是白天开会,毛泽东也照顾他例外,别人开多长时间也不吃饭,只有朱德不吃不行,到钟点就一定要吃饭,再重要再紧张的会议也不能影响。颐年堂旁边有个厢房,卫士把饭用饭盒送去,朱德一到钟点便独自退席,到厢房里吃饭,并且痛快地呼吸一番,指着会议室小声嘀咕:“里边烟气太大,呛得受不了。”
瓜子吃了一年。不抽烟的还是不抽烟,吸烟的还是吸烟,并且多了一个嗑瓜子的习惯,轰轰烈烈的戒烟运动就这么夭折了。
选自《朋友周刊》2008.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