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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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果实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发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感觉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刘源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不管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周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两千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工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加严重。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来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一整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文章。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吴庆彤(曾任国务院办公厅副秘书长)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口粮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俩人耐不住饥饿,又开始在家里翻腾。他们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

  

  选自《青年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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